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2023年8月9日，美國總統拜登簽署關于科技投資的行政令，在包括半導體、量子計算和人工智能在內的所謂敏感高科技領域，限制美國對中國投資與交易。這再次加重了美國近年來對中國高科技打壓和封鎖的“冷戰”色彩。美國不惜對中國高科技“脫鉤”的政策，折射的是21世紀第3個10年全球科技競爭的白熱化水平。這場全球科技競爭以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在地球各個角落蔓延，將決定著新一波企業紅利的歸屬、新一批技術天才的問世、新一片區域發展的成敗、新一輪大國競爭的輸贏，甚至新一場文明演進的方向。與過去300多年的3次科技革命不同，面對第4次科技革命浪潮，各主要經濟體都把科技變革視為維護國家安全的基礎核心能力，并重新構建國家安全戰略。美國盡全力打造科技領域的西方領先度與行為一致性，對非西方國家不惜采取“高科技冷戰”的方式進行打壓，正是基于科技決定國家安全為此發展邏輯的出發點。
中國不懼怕“高科技冷戰”，也有自信繼續擺脫高科技“跟跑”角色，逐漸躋身進“并跑”甚至部分“領路”行列。對此，需要分析第4次科技革命的演進邏輯，剖析美西方對中國科技打壓的核心內容。只有認清全球科技革命與美西方科技戰略的深度邏輯，才能有助于認清中國持續推行科技強國的重要意義。避免被美西方全面科技壓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國只有不斷深化制度創新、體制改革、人才激勵、金融支撐等系統性變革，努力破局、重構新局、引領變局、復興全局，才能真正擔當全球科技競爭“領路者”，并持續貢獻于國家崛起與民族復興。
未來10年，第4次科技革命效應將被激發
500多年來的近現代大國興衰史，本質就是大國能否抓住科技浪潮并帶動國家產業發展、國力提升的歷史。英國抓住了18世紀機械化革命的歷史機遇，成就了“日不落帝國”的偉業。美國則抓住了19世紀電力化和20世紀信息化的浪潮，為其長達100余年的全球第一經濟體和二戰后的霸權地位奠定了厚實基礎。白熱化的全球科技競爭背后，反映了各國決策者對科技創新與大國崛起之間線性關系的深刻認知。
從科技變革與經濟發展的歷史周期看，當前正處于第3次科技革命末端產生的“蕭條”狀況向第4次科技革命前端所萌生的“復蘇”狀況過渡的特殊時期。按照康波理論50—60年周期性波動的經濟特征，即經濟會伴隨科技變革呈現“復蘇—繁榮—衰退—蕭條”的周期變化，上一波技術創新對當前經濟的影響大體可分為復蘇期（20世紀80—90年代初）、繁榮期（2000年前后）、衰退期（2015年前后）、蕭條期（2015年以后）。當前，全球“互聯網+”浪潮消退、資產價格全面回落、房地產不振，加之疫情對全球經貿正常運行的沖擊，全球經濟增長面臨自二戰以來最低迷的時刻。
人類迫切需要尋找新的技術變革進而產生下一輪經濟紅利。對于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影響，亦可稱之為“工業革命”的走勢，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兼執行主席克勞斯·施瓦布在其《第四次工業革命：轉型的力量》的論述非常經典，“如今我們正1對1教學在經歷第4次工業革命，它不再局限于某一特定領域。……它是整個系統的創新，極具顛覆性。……這場科技革命不只是改變我們的工作內容和工作方式，而且也改變我們自身、生活以及我們看世界的方式。……第4次全球科技革命正是讓所有人看到了希望”。
在18世紀機械化革命、19世紀電力化革命和20世紀信息化革命的基礎上，21世紀以來的全球第4次科技革命的創新與變革程度明顯更為立體化、多元化、飛躍化。以拓展人類生存空間為目標的太空和海洋技術變革，以零碳、清潔、高效、可持續為目的的全球能源技術變革，以腦機接口、基因編輯、再生醫學和合成生物學為代表的生命科學技術變革，以新材料、數字化、機器替代為方向的制造裝備技術變革，尤其是以人工智能、移動通信、物聯網、區塊鏈、量子信息、高端芯片、元宇宙為重心的信息技術變革，都在悄然改變著產業結構、經濟版圖與國家實力的全球格局。
正因第4次全球科技革命的效應將被激發，所有國家都意識到參與新一輪科技革命的角逐的至關重要性。發達國家希望通過固有科技優勢保持自身的領先地位，發展中國家則希望通過科技革命帶動產業升級，實現綜合實力的跨越式提升。與近代歷史上尚還有一些國家的決策者抗拒新一輪科技革命完全不同，數百年來的大國興衰教訓如警鐘般敲擊著當今所有國家決策者的內心，國家發展越發搶占科技革命的高地，誰就有可能占領全球價值鏈高地，進而在未來國家實力競爭中贏得先機。這就是為什么盡管近年來全球經濟、貿易與投資增長速度都陷入了低迷，有時甚至是負增長，但科技變革的發展速度絲毫沒有慢下來。2013—2022年，全球產業的研發投入保持在4.6%左右的穩定增長，遠高于同期經濟增長率（3.2%左右）。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發布《全球創新指數2022：創新驅動增長的未來是什么？》在衡量132個經濟體的創新進展后發現，盡管2020年以來存在新冠疫情、氣候變暖、生態環境惡化及各類地緣沖突事件的干擾，但推動全球創新活動的研發和相關投資在2021年仍然蓬勃發展——幾乎所有經濟體的創新表現都很活躍，且高于預期。2021年全球頂級企業研發支出增長超過疫情之前的2019年，達9000多億美元。2021年，全球發表科學論文首次突破200萬篇，沒有出現預想中的下降情況。風險投資交易更激增46%，與20世紀90年代末互聯網繁榮時期的創紀錄水平不相上下。
2023年WIPO的PCT（《專利合作條約》）國際專利報告顯示，2022年PCT申請量較上一年增長0.3%，總量達到27.8萬件，是有史以來單一年度申請總量的最高紀錄。2022年，在PCT申請量排名前10位的科技領域中，有8個出現正增長，其中數字通信（+8.7%）和計算機技術（+8.1%）的增長速度最快，其次是半導體（+6.8%）、生物技術（+6.7%）和電氣機械（九宮格+6.1%）。
隨著科技投資不斷累積，越來越多的科技人士認為，未來10年，量子計算、可控核聚變、人工智能等新一輪科技將出現顛覆性的迭代突破；每一次新技術推動新產業的爆發式突破與指數級增長，也將伴隨著各國經濟增長動能的切換、社會演進的變革和國際政治格局的調整。這就能解釋為何美國總統拜登執政以來反復強調“未來10年是美國國運的決定性10年”。對此，即使在中長期經濟相對低迷的預期下，各國仍然對科技研發上進行投資布局，尤其在以5G、6G通信為代表的信息技術，以及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醫藥、生命科學等硬科技領域搶灘布局，爭奪戰略制高點，以期贏得未來。
全球科技競爭的國家安全化
近幾年的全球科技研發增長遠遠快于經濟、貿易與投資增長，其原因就是科技作為大國國力首要驅動力量的深度邏輯。與過往3次科技革命不同的是，面對第4次科技革命浪潮，各主要經濟體都將科技變革視為維護國家安全的基礎核心能力，并以此發展邏輯為起點，重新構建國家安全戰略。例如，近年來，美國發布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強化供應鏈安全、前沿科技與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人才等方面的部署；日本政府修訂了《防衛計劃大綱》《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和《中期防衛力整備計劃》3份與國家戰略密切相關的重要文件，突出強調尖端技術的戰略作用；歐盟發布《戰略指南針》，把投資科技和工業基地作為歐盟安全支柱之一；德國推出二戰后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將安全概念延伸至科技等領域。
很明顯，美西方將霸權護持與科技安全畫上了等號。出于這種考量，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盡全力打造科技領域的“雙鏈”上的領先度與一致性，即：在器物層面，試圖重構全球高新科技領域生產、供應、銷售及升級的“價值鏈”；在觀念層面，強化以西方價值觀為內核與行為一致性或相近性的“思想鏈”。對此，美西方采取了兩方面的重大措施。
密集出臺科技戰略，全力提升自身實力
近年來，美國前所未有地頻繁出臺科技戰略與投資策略瑜伽場地。2021年6月，美國參議院通過《2021年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以幾十年來最大規模科技創新與生產投資（約2500億美元），意在守住美國的科技霸權優勢。2022年8月，美國總統拜登在白宮簽署長達1054頁、授權投資總額達約2800億美元的《2022年芯片和科學法案》，標志著針對單一產業高額補貼的法案正式生效。該法案有一條極其特殊的條款——只要接受美國補貼，芯片公司就必須在美國本土制造芯片。此外，該法案還推出100億美元建設20個技術研究中心，以及投資2000億美元加強高科技領域的研究與探索。2023年5月，美國白宮公布了一系列圍繞美國人工智能使用和發展的新舉措，并更新發布了《國家人工智能研發戰略計劃》，從而對基礎和負責任的人工智能研究進行長期投資。
歐盟針對“技術主權”的戰略規劃也非常迅速。2020年2月，歐盟委員會連續推動多份科技戰略報告，包括《塑造歐洲的數字未來》《歐盟數據戰略》《人工智能白皮書》等；計劃投入1000億歐元的預算，增強數字技術領域的研發，旨在鞏固歐洲在全球數字經濟領域的地位。2022年7月，歐盟委員會又通過了名為《歐洲創新議程》的戰略文件，意在推動歐洲各國勇奪全球科技創新領域的高地。
日本同樣有緊迫感。2020年，日本政府制定或修訂《科學技術基本法》《科學技術創新綜合戰略2020》等一系列與科技創新相關的文件，加大資金投入和政策傾斜力度，全面推動社會數字化和智能化轉型，在全球各國在人工智能、生物醫藥、6G通信、量子技術、宇宙太空、新材料等前沿科技領域競爭不斷加劇的情境下，保證日本緊隨其中，且能鞏固日本在國際市場上的科技創新地位。
強化西方價值觀聯盟，對競爭對手發動“高科技冷戰”
誠如《紐約時報》2023年7月連續刊發長文講述道，美國對中國的芯片封鎖無異于一場戰爭。近年來，為應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在科技領域的快速崛起，美國發動“高科技冷戰”的步伐愈加迅猛。美國牽頭推動協調新興技術議題，并推動國際貿易的永久性平臺“美國-歐盟貿易和技術委員會”（TTC）分別于2021年9月、2022年5月和12月、2023年5月，圍繞高新技術標準的爭奪連續召開4次會議，意在對抗那些所謂“非市場經濟體”不斷上升的影響力。
此外，美國采取“小院高墻”策略大搞“高科技聯盟”，意在全面封鎖對競爭對手的科技輸出。這種策略得到了企業界的慫恿。例如，2021年5月美國、英國、法國、日本等64個國家的科技巨頭與芯片制造商組建“美國半導體聯盟”（SIAC），意在施壓白宮落實芯片補貼。此后的2022年3月，以美國、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為生產閉環“芯片四方聯盟”（Chip4）成立，試圖將中國企業排除在外。同年7月，美國財政部長耶倫提出所謂“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概念，強調要減少對中國的依賴，與所謂“可信任的友好國家”一起構建新的高科技產品的跨國價值鏈。2022年4月，美國號稱要構建“開放、自由、全球、互操作、可靠和安全的互聯網”，與60個全球合作伙伴一起發布《未來互聯網宣言》，意在全球互聯網中創造以美國為中心的“數字聯盟”或科技版“北約”。2023年8月，美國總統拜登簽署行政令，以設立對外投資審查機制，限制美國主體投資中國半導體與微電子、量子信息技術和人工智能領域，更是把對中國“高科技封鎖”強化了“冷戰”色彩。
與此同時，美國還有針對性地調整與一些看似關系不錯的新興經濟體關系。例如，拉攏東盟，試圖強化美國與東盟之間的科技價值鏈合作；全力拉攏印度，試圖打造對中國的科技包圍圈。總之，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全力開展對內提升科技實力、對外打造科技高墻的戰略，這和美國在冷戰時期與蘇聯劃分兩個陣營、試圖打敗對方的邏輯是異曲同工；其背后是當前全球經濟發展與政治局勢的秩序動蕩，更反映了以大國博弈日益激烈化為重要背景下的白熱化科技競爭。
美國對中國科技“新冷戰”已成為相當一部分戰略學者的共識。正如美國著名蘭德公司的一篇文章所說：“美國和中國都在競相開發人工智能和其他新興技術，以便在一系列關于權力、安全、財富、影響力和地位的全球競爭中獲得競爭優勢。……美國政府特別是美國國防部（DoD）的主要職責是確保和開發最有可能促進美國在關鍵科技領域保持對中國的領先地位。為此，五角大樓可以吸取一些重要的教訓，回到美國與對手的最后一次史詩般的技術競爭——冷戰期間美蘇發展核武器的競賽”。
很顯然，當前人類經歷的第4次科技革命不只是一場“地緣政治”或“地緣經濟”的調整，更涉及源于“地緣技術”更替而出現的“地緣文明”的演進。誰能率先取得科技創新的前沿突破，誰就有可能搶占未來經濟發展的先機。在一些美國戰略學者看來，如果讓中國領銜第4次科技革命，無疑意味著西方文明的正式衰落。對于他們而言，美西方國家必須推動科技變革的戰略競爭，爭奪最前沿創新能力的壟斷權與領先權，進而持續占有國際規則體系的霸權地位。
中國須有科技自信
對于美國的科技打壓，不少國人對未來預期都感到悲觀。一些學者常舉僅有一位中國人因其在本土進行科學研究而獲得過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的例子，來論證中國科技遠遠落后于西方，尤其是美國。然而，歷史證明，諾貝爾獎的認定聚焦在基礎研究，有一定的滯后效應，不足以完全反映一國科技發展的現狀。20世紀40年代以前，作為當時已穩居全球第一工業大國和經濟大國數十年之久的美國，在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獲獎數量上仍遠遠不如歐洲諸國那樣。中國作為保持工業生產總值全球第1位、經濟總量全球第2位的大國，諾貝爾獎得獎數量暫時不足，不能完全客觀反映目前中國真實的科技實力。
事實上，正如美國著名智庫歐亞集團所指出的，“（美國對中國‘新冷戰’）‘脫鉤’的成本可能超過收益。它不會削弱中國的科技行業，而只是以傷害美國公司為代價來減緩中國的速度。……中美科技競賽獲得冷戰氛圍的一種方式是創造一個兩極世界，中國技術在亞洲和非洲國家占據主導地位，但與西方隔絕”。美國朝野的危機感陡然增強，進而聯合西方世界陸續制定和實施一系列“高科技冷戰”應對策略，本身就說明了中國在第4次科技革命中真實的異軍突起。
2016年，在《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中，中國政府提出科技崛起的“三步走”戰略部署：在2020年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之后，要在2030年躋身于創新型國家前列，再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創新強國。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到二〇三五年……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這些發展戰略綱要正在一步步成為現實。
近年來，中國先后成為全球科技產品第一生產國、第一出口國、自然科學領域論文年發文篇數最多的國家、申請科技專利最多的國家，2022年新晉已成為“自然指數”（Nature Index）全球最高的國家。中國研發經費投入多年來穩居世界第2位。這些指標都印證了中國的未來科技創新現狀與未來潛力，也代表著中國科技發展仍然存在新的戰略機遇。
美國哈佛大學和英國劍橋大學的多位知名學者2021年聯合撰寫的研究報告《偉大的競爭：21世紀中國與美國的較量》指出：未來10年，即使不會超過美國，中國在包括量子信息、半導體、生物技術、人工智能、5G通信和清潔能源等領域也將逼近美國。該報告還稱，目前中國科技在快速上升，對美國在科技領域的優勢構成了挑戰，“在一些領域，中國已超過美國；而在其他領域，根據目前的態勢，中國將在未來10年超越美國”。
在創新驅動戰略推動下，中國近年來取得了眾多舉世矚目的科技成就。中國超級計算機連續多年蟬聯“世界冠軍”；載人航天、探月工程取得“天宮”“神舟”“嫦娥”“長征”系列重要成果；北斗導航正式進入全球組網服務的新時代；納米催化、金屬納米結構材料、鐵基超導材料、高溫氣冷堆核電等正進入世界先進行列；散裂中子源、全超導托卡馬克核聚變裝置、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等一系列重大科研基建為中國開展世界級科學實驗奠定重要的物質基礎。
此外，中國金融、科技、產業相互塑造、良性循環的耦合新格局逐漸形成，金融促進科技創新的力度越來越大，精準性不斷提升，普及面也不斷擴展。截至2023年6月底，北京證券交易所上市企業（204家）總市值超2668億元；上海證券交易所科創板上市企業（542家）總市值達6.72萬億元。值得可喜的是，高科技制造業、科技中小企業、“專精特新”企業三者獲得貸款余額連續3年保持20%以上的增速，高技術制造業中長期貸款更是同比增長41.5%。
各項國際科技數據也顯示，中國技術進步則非常強勁。2020年，中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值達7577億美元，同比增長6%，全球排名第4位；高科技制造業占制造業的比重達48.1%，較2018年增長1個百分點，全球排名第14位；知識產權收入達89億美元，同比增長34%。2022年中國高新技術產品貿易出口同比再次增長4.0%。正如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所評價的：“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不斷加強，一些關鍵核心技術實現突破，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壯大，載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測、超級計算機、衛星導航、量子信息、核電技術、大飛機制造、生物醫藥等取得重大成果，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
不可否認，在九宮格這一輪大國科技競爭中，美國仍扮演著重要“領路者”角色，但是技術變革的力量天平正在向新興經濟體尤其是亞洲傾斜。美國多領域技術進步指標均顯示出長期放緩趨勢，主要是半導體性能、電池價格、可再生能源成本（風能除外）和生物制藥研發等領域的技術進步指標放緩。對此，WIPO發布的《全球創新指數2022》指出，全球百強科技（S&T）集群主要集中在3個地區——北美、歐洲和亞洲，尤其是集中在2個國家——中國和美國（兩國均有21個，中國第一次擁有與美國相同數量的排名前100位科技集群）；其后是德國，有10個集群；日本有5個集群。全球前五大科技集群（日本1個、中國2個、韓國1個、美國1個）有4個位于東亞。
由此看，基于這些快速發展的數據，客觀評估中國科技發展的最新現狀，變得非常重要。既應該實事求是地看到中國科技領域的一些核心技術仍落后于美國、硬科技轉化仍存在“腸梗阻”、科技高端人才仍相對不足等，也需要有科技自信，看到近年來中國科技正在實現歷史性、全局性的重大變化。
如何破“高科技新冷戰”之局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科學院第十九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迎來了世界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同我國轉變發展方式的歷史性交匯期，既面臨著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又面臨著差距拉大的嚴峻挑戰”。在可預見將來的“高科技新冷戰”前景下，中國要建設科技強國，如期實現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到2035年“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的目標變得更有挑戰。對此，努力破局、重構新局、引領變局、復興全局就成為突破當下“高科技新冷戰”的必要舉措。
努力破局，盡快從疫后創傷、大國對峙、經濟低迷的僵局中走出，解決當下中國科技發展的綜合瓶頸難題。在疫后復蘇方面，中國經濟發展仍受到3年疫情創傷的綜合影響，解決創新驅動能力不足，仍需要全面復蘇的制度開放與機制改革的新動力。比如，需要“特事特辦”地在全球范圍引進各類高科技人才，需要將科技投入和統一國內大市場結合起來，需要激化社會和市場對投資科技的預期與信心，需要促進要素市場的改革與流通，提升人均勞動生產率。在大國博弈方面，中國對外環境需要從美西方對華合圍中找到突破口，采取開放式創新的方式，在正視差距和找準短板中，繼續找尋跨境合作的機會；全力深耕核心領域，如人工智能核心算法、光電芯片、光刻機等，發揮長期以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優勢，解決“卡脖子”的技術、鍛造“殺手锏”的技術；強化事關國家安全、人民福祉的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在經濟發展方面，要加大逆周期的調整力度，確保財政投入科技的比重不降速；更加重視企業主體作用，尤其加大力度提振企業投資研發的信心等。
重構新局，優化科技投入結構，推動科技發展真正轉化為促進國家“雙循環”新格局形成的核心支撐力量。中國需要全面釋放人才、資本、信息等要素不充分供給及流動的潛能，讓科技成果申請、評價、許可、轉讓、確權及利益分配等機制體制的缺失得到彌補，提升金融服務于科技創新的效率，進而解決大量科技成果仍停留在“實驗室”和“專利簿”的老大難問題。更重要的是，中國應全力構建“產-學-民-研”協同創新聯動格局體系，鼓勵科研機構充分顧及市場，鼓勵地方研發充分服務國家，鼓勵發達地區充分支援落后地區，鼓勵民間發明并充分保護專利，進而形成多層次、多地域、多領域的科技創新全新氛圍。另外，還可通過加大“新基建”的改造，擴大新產業，加速提升科技市場轉換的效率。
引領變局，依托“一帶一路”等多邊合作倡議與相關平臺，推動與更多國家的科技開放合作共贏。針對當前美西方在前沿科學技術創新方面的自私與保守趨勢，中國可以結合自身的相對優勢，破除科技領域激進保護主義、孤立主義、排外主義和民粹主義，提升與更多發展中國家分享高新科技的頻次與范圍，化解與對沖西方壓制。同時，要形成跨境科技需求的捕尋機制，即時搜集科技情報，自下而上、多方參與地跟時科技最前沿信息。另外，中國可加大離岸創新中心、國際化科技孵化平臺等新型跨境平臺建設力度，動態調整與優化科技政策，用特殊政策持續吸引優秀人才，推動全球高端人才和高端科技前沿走進中國，并以服務各國建設共贏發展為目標，打造領銜世界的新科學中心。
復興全局，加快完善數字經濟、數字生活和數字國家治理方式，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強國之路的數字構建。加強前沿技術的社會運用廣度與精度，通過催生的新技術、新產業、新市場，更好地服務于中國特色社會治理。在中國特色的社會治理方面，探索領先于世界的新能源、新經濟運作模式，把科技向善和市場盈利相結合的能力廣泛運用到社會各個角落，變得越來越重要；尤其是用新科技場景驅動日常生活的后現代社會場景打造一系列領先于世界的發達城市，以典范式、標桿式的未來城市化進程體現出中國式現代化的社會優越性。這樣，中國“科技強國”服務于社會、個人的目標自然而然會成為令他國折服的軟實力。
總之，面對全球“高科技冷戰”的前景，中國不必氣餒；而應把握好新的歷史機遇期，發展過硬技術、志氣、精神和實力，在新科技革命爆發的基礎上開啟萬物共生互聯的高科技新時代，推進科技機制體制創新，最終服務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作者：王文，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中國科家教場地學院院刊》供稿）